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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则天迁都之谜:武则天迁都洛阳的真实原因何在?

2015-12-24 18:52:21   来源:互联网

导读:唐初定都长安。唐高宗显庆二年(657年),以洛阳为东都。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,以住洛阳为主,直至在洛阳病死。武则天称制后,于光宅元年(684年)迁都洛阳。她掌权期间,除了长安元年(701年)十月至长安三年(703年)十月住在长安外,一直居住在洛阳。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。

梁冠华主演的《神探狄仁杰》中《蛇灵》一段,其中关于“河神献碑”一事,确实是神来之笔。剧中袁天罡利用日全食洛河水涨潮之机,想谋杀掉武则天和满朝文武大臣,以达到夺取天下的目的。为此袁天罡利用“河神献碑”“天降祥瑞”来劝诱武则天迁都洛阳,观此剧的观众,大都相信这一说法。

武则天真的是信了袁天罡的诱骗才迁都洛阳的吗?如果不是,武则天迁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?

武则天迁都洛阳,原因是多方面的

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。光宅元年(684年)九月,提高洛阳的地位,改东都为神都。批准武承嗣的请求,追封武氏祖先为王。垂拱四年(688年)二月,武则天以僧怀义为使,毁乾元殿作明堂。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。四月,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“圣母临人,永昌帝业”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。五月,武氏受“宝图”,事南郊,告谢昊天,御明堂,命诸州都督、刺史及宗室、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。七月,更命“宝图”为“天授神图”,封洛水为显圣,加特进,并立庙。永昌元年(689年)正月,武则天亲享明堂,大赦天下。次年正月,又享明堂,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,以“”字为名。七月,颁《大云经》于天下。九月,革唐命,改国号为周,改元天授,在洛阳立武氏七庙。天授二年(691年)七月,“徙关内雍、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”。众所周知,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;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、朝会、庆典、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;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。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欲定都洛阳。

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

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,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。光宅元年(684年)九月,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,起兵反对武则天。当时,魏思温建议徐敬业:“明公以匡复为辞,宜率大众鼓行而进,直指洛阳,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,四面响应矣。”[1]遗憾的是,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,结果兵败身死。陈岳论及此事,叹息道:“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,直指河、洛,专以匡复为事,纵军败身戮,亦忠义在焉。而妄希金陵王气,是真为叛逆,不败何待!”[1]由此可见,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,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。

其次,就地理位置而言,洛阳适宜作国都。唐朝建立后,历经太宗、高宗两朝,疆土得到不断扩大。高宗总章元年(668年),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:“其地东极海,西至焉耆,南尽林州南境,北接薛延陀界。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,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。”[5]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,疆土虽时有变化,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。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,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。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,东连华北平原,自古就被称为“天下之中”。若就黄河、长江两大流域来说,从洛阳出发,北通幽、燕,西接秦、陇,东达海、岱,南至江淮,距离大体相等。因此,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。

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

另一方面,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。洛阳北枕黄河,隔河遥峙太行、王屋等山,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;南有险峻的伊阙,再南遥峙熊耳、少室诸山;西控崤、函之险;东扼虎牢、黑石等关;中有土壤肥沃的伊、洛平原,粮食足以自给。故洛阳是一个“控以三河,固以四塞”的形势要地。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,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。

第三是经济上的原因

再次,就经济原因而言,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。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,其西端的三河(河南、河内、河东)地区为伊、洛、河、济四水交汇处,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。安史之乱以前,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。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,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。孝明帝时期(516—528年)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。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,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。

反之,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关东地区。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,本来相当发达,故从西周到唐代,长安屡为建都之地。然而自东汉以来,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,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,随着人口的增殖,统治机构的膨胀,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只有两个途径: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;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。

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: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。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,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,水土严重流失,黄土沙化,泾、渭、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,灌溉作用日益降低。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/4(P.178)。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,即所谓“地狭人稠,耕植不博”。高宗武则天时期正处于唐朝人口剧增的时期。据统计,唐太宗贞观十三年(639年)户数约304万,口数1235万左右;唐中宗神龙元年(705年)户数约615万,口数约3714万。66年间,唐朝户、口数分别超过贞观时期的一倍和三倍。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,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,但“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”。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,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石岂,耗费水量,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。如唐高宗永徽六年(655年),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石岂,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。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。更狼狈的是,永淳元年(682年)四月,因仓猝出幸洛阳,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。

第一个途径行不通,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。但亦非易事。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,不仅路途遥远,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,水势湍急,水下又多暗礁,行船极为困难。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,运输量却十分有限。

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,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,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天皇四年(584年)隋文帝采取“自小平(今河南孟津县西北)陆运至陕”,然后“还从河水,入于渭川”,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。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,但陆运花费很大,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、函山谷,风险也很大。开皇十五年(595年)六月,文帝被迫恢复水运,“诏凿底柱”,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。唐高宗显庆元年(656年)褚朗凿三门峡为梁,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,结果都是徒劳无功。

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,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。裴耀卿在黄河、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,漕粮先输入东仓,再开山路八十里,陆运到西仓,最后漕运到关中。这样,即缩短了舟行日期,又提高了运输效率。史载,连续三年,“漕七百万石,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”。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,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。“用斗钱运斗米”之言不虚也。

另外,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。当时,“燕、代迫匈奴之侵,巴、陇婴吐蕃之患,西蜀疲老,千里赢粮,北国丁男,十五乘塞,岁月奔命,其弊不堪”。仅剩关中之地,也“顷遭荒馑,人被荐饥”。惟有洛阳,“鏶、涧之中,天地交会,北有太行之险,南有宛、叶之饶,东压江、淮,食湖海之利,西驰崤、渑,据关河之宝”,同时,“太原蓄巨万之仓,洛口积天下之粟”。因此,在当时的情况下,定都洛阳,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,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,不可不谓明智之举。

综上所述,武则天迁都洛阳,是根据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做出的明智选择,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,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。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,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,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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